刘擎：喜欢独处又迷恋信息，是年轻人的存在性焦虑_茶余饭后_大悟论坛

昂贵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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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3/15 13: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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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方言

第七季《奇葩说》落幕了，在本季辩题的讨论中，“人是目的而非工具”、“这个世界应该让那些不好的选择消失”等观点让新晋导师刘擎被观众熟知。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传统教育和学术体系里。

据说马东偶然看到了刘擎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里谈到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决定会一会这位思想观察家，为《奇葩说》增添一些不同的元素。刘擎在接受邀请的时候，对马东说，“我可能会把这节目砸了”。结果并没有像刘擎设想的那样。

在节目里，刘擎通常对辩题的拆解显得过于谨慎，他说就像他和陈嘉映等学者在讨论哲学话题一样，常常陷入这种停顿。他不急于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去匆忙给出观点，而是觉得可以再等等，或者再观察一会。

刘擎喜欢观察。节目里他对两类辩题很感兴趣，一类是关于“奇葩星球”的假想形设定，比如“有种吃了可以不睡觉的药，要不要吃”。在刘擎看来，这类看似天马行空的问题，实际上是比较思辨性的问题，通过哲学上思想实验的方式，来造成一种极端状况。它有助于看清我们在生活中受哪些重要的，但未被察觉的因素影响。

另一类便是跟当下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的设定，就像引发他跟薛兆丰即兴辩论的那道“下班后要不要回领导信息”，这类接地气的题目表面上看似琐碎，但它背后依据的原理、原则是有一般性意义的。

“哲学跟生活的原生态是在一起的”，刘擎认为从年轻人切身有感的事展开辩论更切合时代。节目里一些选手，特别像陈铭、詹青云、黄执中、熊浩都是学院派，他们会把这些问题带到比较深的层面上。年轻人经常很迷茫，觉得意义、价值等问题没有统一答案，这是现代性的困境。所以刘擎在节目里贯穿了对“现代性”的批评，在他斥责公共领域里工具理性不够平衡的时候，李诞会调侃，“心里的小人儿要站起来了”。

别看刘擎在台上显得一板一眼，其实他也有过类似奇葩说的经历。他是1988年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的主持人。二十几岁时，他一边琢磨诗歌和演讲，一边在“白蝙蝠”剧社做先锋试验。作为曾深入年轻文化和公共生活的“过来人”，刘擎对眼前新一代年轻人表现在学术领域之外的另一面深有所感。

迷茫永远不会消失

——专访刘擎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奇葩说》这样一段跟大众娱乐的深度对话，你有哪些发现？现场年轻人的状态跟你在学校里看到的一样么？

刘擎：一个主要的发现是我脱离时代潮流太久了。我们在学校看到的是年轻人的一个侧面，我现在很难估计这个侧面占他们生活的权重。在现场我发现，无论是辩手还是观众，真正能够调动他们兴趣的是一些感受型的、跟这个时代新趋势有关的现象。那是另外一种生态圈，我知道它存在，但好像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方式，连电视都没普及。现在的年轻人既是流行文化的参与者和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这给我一种挺大的震动。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当今教育的效果？我不讲意图，意图当然是很好的，而且有很庞大的蓝图设计，但这些用心良苦的设计到底在什么层面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深入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我变得没有把握。

在现场，年轻人对特别幽默、特别搞笑的段子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这很自然。但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做系主任，听到相当一部分同学反馈说，有些老师讲课枯燥，当时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白了。

如果同学们在娱乐文化的背景下成长，他们能忍耐一个没有笑点，没有兴奋，没有生动言谈方式的时间非常短。他们的阅读能力也在下降，手机上短平快的东西破坏了养成深度阅读的能力。我们的大学模式是建立在20世纪中叶的文化环境里，假设你能专心致志地读书，能够忍受表面上枯燥，但实际上有深度的内容。现在整个文化环境改变了，年轻人对“枯燥”的忍受力非常低。

插图 | 范薇

反讽的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和大环境是相左的。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处于高度竞争的环境，照理说养成了一种素质，具有很高的注意力集中水平。但是为什么这种素质好像很快消失了，甚至没能延续到大学里，里面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我自己的判断是，孩子在基础教育的环境能这样做，但却是被迫的，能够被迫集中注意力，但其实不具有摆脱外界干扰的能力。所以，等高考结束他们就解放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高么？

刘擎：我以前是比较抵制的，微博、微信都用得比较晚，但最后还是投降了。因为你发现微信已经成为一个默认的联系方式。我真的很佩服像复旦大学的姚大力老师，他不用手机，只用电邮。不使用社交媒体或者智能手机，实际上需要克服许多不便利，以及节制欲望，因为人有社交欲望或者捕获信息的欲望，大多数人很难克服后者。有些前辈学人，他们心静如水，做到不理会热闹的世界，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一种精神或者说风格，罕见而珍贵，但是我们做不到，我自己也做不到。

三联生活周刊：你眼中的这一代年轻人是怎样的？

刘擎：这个话题太大了，做一个笼统的概括没意义。我有些零散的观察，比如他们对时代的敏感性很强，这种敏感性需要熟悉当代文化，像他们说的好多词我开始都不懂。他们活跃，也非常会变通，也有创造性和想象力，但是他们的想法不太有系统性，而且他们不太在乎这个系统。这可能有一点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的东西。

我们传统的学院派教育强调知识要有系统，要有完整的结构和逻辑关联等等，而年轻人比较喜欢丰富而碎片化的知识和感受，所以他们喜欢“金句”。我觉得，一个比较闪光的句子，那都是在个整体论述之后出现的，它是有上下文的。

1985年的刘擎

比如，我在节目中谈到的“40岁的理想主义者”那句话炸了，让许多人觉得很感动。好像你不顾一切坚持理想到40岁，那就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但其实我要说的不只是这一面。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有情怀抱负，坚韧不拔，这是一面。但到40岁你还要坚持理想，那必须是有智慧的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你经不起岁月的磨砺，仅仅凭一腔热血走不到那么远。

所以，后来我在展开解释的时候，就引用我喜欢的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一句话——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东西，赐予我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里出现了非常多现实的问题，在经过辩论和思考之后，最终应该怎么判断？

刘擎：判断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判断。但这里有个区别，思考与不思考的判断会有不同。你去阅读和探索，甚至哲学性地去思考之后，你会发现各种大问题都有不同的主张，仍然悬而未决，这是我们生存的地平线，多元化的局面不可能根本消除。

如果对问题的多种答案这个事实不可改变，那么什么算是你自己的答案、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未经深思熟虑，你以为的“自己的答案”就总是在游荡，会反复摇摆。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反思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答案”。

一个有自主性的自我，内心相信的东西不那么容易摇摆，会比较坚定。坚定不是不能改变，人总是会变的。但比较坚定的想法是在面对不同的观点时候，你有足够理由来应对这些不同观点的质疑、批评和挑战。无论坚持或改变自己的想法，都有足够的理由，这样的自主性才是可持续的。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各种观点碰撞的世界，要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内在统一的自我是非常困难的，但仍然有可能去接近这个目标。迷茫永远不会消失。有一些迷茫和困惑不解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驱动生命的不断发展。

《二十不惑》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能听到关于孤独的讨论，至少年轻人都挺爱说自己孤独的，你在青年时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刘擎：在1980年代，宏大的问题塑造了我们的思考。一方面有传统文化的典籍重印，一方面有外国著作的引进和翻译，大家热烈争论，重新确立一些标准和尺度。虽然没有娱乐，但各种各样的沙龙和讨论会特别多。我记得那时候李泽厚老师来做一场演讲，听众蜂拥而至的场面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当红明星。那时候我自己没有强烈的孤独感，因为有很多同道，我们觉得处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好像每天都有精彩的事情发生，值得去探寻。

“孤独”和“无聊”是不太一样的。我理解的孤独是非常个体性的，你自己有一套挺复杂的想法或者感受，但是知者寥寥。现在，我们的流行语和音乐能够产生共鸣的东西很多，我们并不是多么与众不同，而是太雷同了，所以谈不上孤独。现在好多孩子的心情显得迷惑，但有的时候只是无聊，就用非常简单的娱乐来打发时间，但之后仍然无聊。

年轻人一面喜欢独处，一面又热衷于获取信息，担心自己out了，这是存在性焦虑的一个征兆。这里面有大的环境问题，比如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很多影响自己生活的变量是在触及不到的遥远的地方。另外，经济增量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也会造成人的惶恐，第三，在抽象层面上，现代人有精神危机，因为社会整个进入了不同的构架，个人生活很难找到一套非常确定的信念或者价值来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们生活中信息量巨大，内容又高度同质化。

刘擎：信息茧房给在困惑时代的人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解决。这是算法造成的，它把你喜欢的同类的东西喂送给你，让人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这是以世界的部落化为代价的。同类相聚，然后你会发现同类之外的很多人完全不可理喻，跨越房间之间的深度交流就变得越来越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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