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个月后我去上班，上班第一天下午，科里一名女医生就被患者打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愤怒，只有说不出的悲怆和苍凉。 不久医院安排我值夜班，我拒绝了。那时我有个后遗症，害怕身后有人，一定要将病人和家属置于自己视线之内。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014 年，我调动到体检科，感觉安全多了。
当时我希望医院能出头把这件事解决，最起码要把官司打完，但这事对于医院来说已经结束了，变成了我和凶手的个人恩怨。
我开始自己找律师打官司。我的代理律师李惠娟曾代理过多起伤医事件，她没有收费，搭进去不少精力、时间和金钱，我自己就更不用说。
我打官司不为钱，民事赔偿我只要求赔一块钱，但是这事一定要有个说法。
2013 年 5 月 21 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吕克福有期徒刑 13 年。
这在当时算是打了个胜仗，凶手称自己有精神疾病，如果不是李惠娟律师收集了充分的证据链，很可能凶手就被无罪释放了。
我一直说不恨凶手，这是真的。好比一个十字路口，各个方向同时亮起绿灯，四面八方的车同时开动，撞在了一起，不明真相的司机互相指责。
但其实谁都没错，错的是信号灯，是规则。
再比如，古罗马斗兽场上的角斗士，他们互不相识，相互厮杀，难道他们就应该相互仇恨吗？难道不应该仇恨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吗？
凶手和我都是受害者，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很多医患矛盾，这是基层医生无法解决的。
那位曾给他看过病的耳鼻喉科医生，一直觉得对不起我，好像我替他挡了一刀。其实他没有什么好愧疚的，凶手的刀是扎向体制的，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
2012 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多数时候我会选择性遗忘这件事，把这一段跳过去，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我在单位对此避而不谈，大家也都挺回避的。平时我出去玩，拍照片发朋友圈，会有一堆人来点赞，但是遇到伤医事件，我发朋友圈那么多文章，医护人员没几个来点赞的，倒是一些社会人士、亲戚、朋友等非医务人员会来评论。
大家的心态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本我也只是急诊科一名普通医生，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遇刺后，我觉得就像鲁迅说的，学医只能拯救一小部分人的身体，拯救不了全部中国人的精神，我开始有一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责任感。
这么多起伤医事件，杨文绝不是最后一个，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杨文。如果我这种从鬼门关走一遭的人都保持沉默，还有谁更适合替一线医护人员发声？
如果没有人发声，就不会有什么改变，结果将会怎样？
一起伤医杀医案的结果，是众多医生的离去，医学院校考生报考质量和数量的下降，最后是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流失，老百姓终将为此买单。如今，恶果已经显现，比如各地儿科医生紧缺，我们医院也取消了儿科病房，因为没有医生。我人微言轻，我的呼吁可能解决不了医疗体制的根本问题，但是既然不治根，那能不能治表？能不能先有一些改善？把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纳入各级主管责任人政绩考核中，实行出事就地免职制，我想医务人员的安全状况会大为改观。● 在医院建立强制的安检制度。2012 年出事之后，几部委曾联合发文，要求医院必须加强安保，二级以上医院须有警察派驻医院。但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医院没有警务室，更没见到警察。如果不能入驻警察，强制的安检制度是否可以推行？● 建立政府层面的医闹黑名单制度。将黑名单和个人信用挂钩，医务人员可以对这些人说不。这样一来，个人的违法成本加大大增加。● 卫生主管部门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以预防医疗暴力，针对突发事件。● 希望医疗机构和媒体停止评比「最美医务人员」之类的活动，这是对医务人员的捧杀，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道德绑架。医生只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营生值得付出生命。● 禁止医务人员参与催缴医疗费用的过程，很多矛盾是因此发生的。● 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受到威胁的医务人员进行劝阻，施加压力。很多医院都是和稀泥，甚至逼迫被威胁的医务人员就范。像杨文这种已经和患者家属发生冲突并上报过上级单位的情况，如果有一整套应急预案机制，相关部门马上介入，协调处理纠纷，及时解决问题，就不会出现悲剧。● 对于上岗前的职工进行防暴教育，各个科室建立医暴预警机制。比如交班的时候，可以把有无特殊人员，有无发生医暴等情况的可能记录下来，作为交接班制度。● 在科室安装能够直接接到属地派出的一键报警装置，在医务室配备防止暴力的隔离屏障和器械，包括防狼喷雾剂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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