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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的一个秋夜，宣化店东边的刘家冲异常寂静，只有村南的一间茅草屋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这是鄂东北道委和罗（山）孝（感）黄（陂）特委第三便衣队的战士们，正在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的指示，研究新的反“围剿”部署。英姿焕发、斗志昂扬的便衣队员们，围坐在队长邓少东的面前，激烈地讨论着当前严峻的斗争形势。
正在讲话的邓少东站起来，迎向门口，急切地问：“何指导员，特委有什么指示？”
何耀榜（当时兼任便衣队指导员）坐定后说：“红二十五军刚一出动，国民党在鄂东北的军队就蜂拥而至，一面追击主力红军，一面搜山‘围剿’。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把东北军钉在罗（山）汉（口）公路上。最近几天敌人抢修了宣化店南面的发模墩公路桥，估计要运输兵力和军用物资北上。我们要想办法毁掉这座大木桥，断其交通，以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追击红军主力。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便衣队。”
战士们听说有新的战斗任务，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兴奋地说：“队长，我们要痛痛快快地干一场，看敌人还耍不耍威风。”
邓少东望着求战心切的队员们，声音宏亮地说：“同志们，自二十五军建立以来，敌人多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见红二十五军长征北去，立即调兵遣将，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对鄂东北根据地进行大搜山，以灭绝人性的手段摧残、迫害苏区人民。据可靠情报，近日敌人沿罗汉公路向北运送物资，上级要求我们毁掉发模墩大桥，拦截敌人的车队，狠狠地教训敌人一下。大家看怎么办好。”
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一向老成持重的刘清翼，深深地吸了口烟，抬头问：“少东哥，敌人车队运行的时间，上级有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这正是搞军车的头一个难题。”
“嗯，这个我们可要摸底。只有做到毁桥和拦车同时进行，才能完成任务。”
邓少东点点头，扫视了大家一眼说：“是的，我们是要摸摸底，做到既毁桥又不让敌人发觉。这样吧，我们分头去调查一下，一是找出毁桥的方法；二是掌握敌人活动规律；三是了解汽车到达时间。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好办了。”
次日，刘家冲通往坞子铺的田间小路上，大步走着两个挑劈柴的庄稼汉子。前面一个是邓少东，他头戴破草帽，身穿已褪色的深蓝土布裤褂，脚蹬半旧的草鞋，后面是刘清翼。
“这次毁桥任务完成得好坏，关键看我们这次侦察，万万不能大意啊！”邓少东对刘清翼说。
“放心吧，我一定大胆、谨慎，决不粗心大意。”
坞子铺是宣化店南5公里的一个小山镇，过去有隔日露水集，但自国民党民团霸占后，几家小店铺关了门，只有一群黄皮狗横冲直闯，其头子是地头蛇、反共老手、民团团长刘修斋。
这个家伙自接到“第二天午夜12点发模墩要通过军用车，必须加强警戒”的密令后，一直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深知这批军用汽车能否安全通过，对整个大别山大“围剿”的战局举足轻重。为确保军车安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忙着紧急部署。眼下只有发模墩的巡逻队没有安排，他正焦急地等待着护路队长刘晓尔前来听令。
“大叔，你起得早！”门“吱呀”一声，一个尖嘴猴腮留着小分头满脸奸笑的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此人正是千人指、万人骂的刘晓尔。他仗着是刘修斋的侄子，无恶不作。
刘修斋见侄子来了，似笑非笑地说：“晓尔，今夜12点有几辆军车通过发模墩大桥，这一带的巡逻，要严加防范，不得有半点失误。到时，你要亲自上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确保军车安全通过。出了事，军法从事。”刘晓尔唯唯诺诺地应答着，退出门，赶紧到护路队去了。
邓少东和刘清翼混过敌人的哨卡，来到坞子铺附近的发模墩，先到路旁一家熟食店卖掉了柴禾，便到刘晓尔住宅附近侦察他的行踪。不一会儿，见刘晓尔慌慌张张地出了门，径直到坞子铺民团去了。不多会儿，又见他到护路队去了。邓少东断定刘晓尔是到团部接受了任务。于是决定趁这个空当，闯进刘晓尔的家，等他回来“传达指令”。
刘清翼拍了几下门，刘晓尔的老婆以为是自己的男人回来了，忙出来开门。哪知门一开，只见两个农民汉子一步闯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戳在她的鼻子上，接着就是一声低沉的喝令：“不准嚷！”她早吓得浑身打颤，哪里还敢哼一声，乖乖地往屋里退。当他们进屋闩上了门，那个臭婆娘才认出，闯进来的有一个竟是她娘家过去的放牛伢，如今当了红军便衣队长的邓少东。霎时，她四肢瘫软。经审问，得知刘晓尔果然是被刘修斋叫去了。刘清翼把她捆了起来，嘴里塞上了毛巾。
刘晓尔到了护路队，向喽啰传达了刘修斋的训令后，便到饭铺买了油条和豆腐脑，匆匆忙忙地朝家里走来。两脚刚跨进大门，背后“咣当”一声，门被关上。紧接着，眼前一闪，一只粗大的胳膊，紧紧套住了他的脖子，还没等他弄清是咋回事，已被下了枪，拖进了里屋。
邓少东把刘晓尔一推，匣子枪对着他的胸口，厉声问道：“刘晓尔，你可知罪？”
刘晓尔抬头一看，发现站在面前的正是他闻风丧胆的红军便衣队队长邓少东，不由“啊”地一声，跪在地上，哀求道：“邓……邓队长，饶……饶小命！”
邓少东喝道：“刘晓尔，你听着，照你的罪恶早该杀头，但今天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邓……邓队长，有……有什么要办，尽……尽管说。”
“我问你，刚才你到哪里去了？”
“到……到我大叔修斋那里去了。”
“干什么？”
刘晓尔转动三角眼，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没……没什么，他老人家有……有客，叫我买……买早点送去了。”
邓少东拔出匕首，在刘晓尔面前晃了晃，吓得刘晓尔不寒而栗。“你是要活嘞，还是想在桌子上过年？老实告诉你，不把刘修斋交给你的任务说出来，今天就要你去见阎王！”
浑身发抖的刘晓尔，支支吾吾地交代了实情。
这时，神柜上的座钟指向10点了。邓少东知道敌人已加强了警戒，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便对刘晓尔喝道：“若想活命，给你一条出路。你和你老婆陪我们走一趟。路上遇着熟人，叫他送个信，就说丈母娘得急病，来人接你们去看看，护路的事叫副队长按原计划安排。”
刘晓尔见邓少东手上的匕首闪着寒光，只得从地上爬起来，低着头说：“一切按队长的吩咐办。”
“那好！为了安全，我们还必须化化装。”邓少东说完，把一颗手榴弹捆在刘晓尔的身上，打开保险盖，把绳子的一端连接在保险环上，另一端固定在他的手上，只要用力扭动，就会拉响手榴弹。这下，可把刘晓尔吓坏了，连连哀求道：“队……队长，这……这个，我……不敢走路！”
邓少东说：“右手插在口袋里，只要不用力扭动，就没有危险！”
就这样，刘晓尔背着空匣子枪跟在老婆的后面。邓少东扮成丈母娘家的二管家，刘清翼扮成刘晓尔新来的护兵，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岗哨，回到了刘家冲。
下午，便衣队借助青山密林的掩护，有的扮成砍柴的农民，有的扮成小货郎，有的扮成走亲访友人员，甚至有的扮成提着破篓子的乞丐……隐蔽在坞子铺对面的山上，或发模墩附近。
傍晚，刘晓尔带领着一支十多人的“特务队”进入护路队的驻地。其实，这支人马除了刘晓尔，全部是化了装的便衣队员。
刘晓尔一进护路队的办公室，就按邓少东的指令对其喽啰说：“国军师部为加强护路力量，派‘特务队’监察我们的护路工作。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严格听从‘特务队’的指挥，不得有误。”
邓少东俨然是一位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身份，指示道：“最近几天你们辛苦了！今晚任务更重，现由特务队执勤，你们先去休息，到时候叫你们起来上岗。”就这样，便衣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接替了民团护路队的任务，还派人陪着刘晓尔坐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伺机应变。
随后，邓少东带着胡金先、黄木匠等“特务队”队员上岗护路了。他们来到发模桥，有的站在桥头上，有的在桥上走来走去，研究破坏办法。邓少东看了看黄木匠，意在问他有什么办法。
“要毁掉它并不费事，把中间几根柱子靠水面的地方锯断，汽车上桥一压就塌了。”黄木匠说。
邓少东急忙带着几名便衣队员来到桥下，根据黄木匠的指点，开始锯桥下的四根木柱。时值深秋，河水冰凉，冻得队员们牙齿直打架。邓少东和黄木匠结成一对，你推我拉将木柱锯得“吱吱”响。
桥柱一一锯断了，但桥面仍旧是完好无损。邓少东令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便衣队员们，随时准备战斗。
午夜时分，远处晃动着一条条白色的光柱，胡金先高兴地说：“来啦，来啦！嘿，一长串哪！”发模墩南面的车灯越来越近：一辆，二辆……一共12辆。队员们数着，越数精神越抖擞，立刻上好子弹，准备战斗。
载重的十轮大卡车，“轰轰隆隆”地来到桥头。第一辆汽车上坐着跟车押运的敌兵，车刚开上桥，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桥压塌了，汽车翻到了河里。那些跟车的敌兵，被掀入河中，有的被车压死，喂了河里的鱼虾。紧跟其后的汽车，来不急刹车，也跟着翻到河里。这时，邓少东一声令下，公路两旁的伏兵一拥而上，围着汽车，对着押车敌兵猛烈射击。霎时，死的死，降的降，战斗很快结束了。
枪声惊动了远在坞子铺的民团团长刘修斋。他要通了刘晓尔的电话，问是怎么回事。刘晓尔回答说：“是护路队在南面遇到小股共军便衣队，战斗会很快结束，就请团长不必挂心。”这样稳住了刘修斋民团。当便衣队打扫战场时，刘修斋还以为战斗结束了。
这时，黄木匠和便衣队到附近几个村庄，带来了大批群众。邓少东和胡金先爬上汽车大喊：“乡亲们，快来搬呐！”
于是，便衣队员和群众纷纷从汽车上搬下子弹、手榴弹、大米、布匹、食盐、药品等军用物资，挑的挑，背的背，运到山沟里藏了起来。然后，他们将汽油淋在车上，一一点燃。
烈火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天。当刘修斋得知便衣队毁了桥，拦截了汽车后，急忙赶到出事地点，气急败坏地对着密林胡乱开了一阵枪，这大概是为红军便衣队员送行吧！
邓少东（1910—1993），曾用名邓绍泮。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王家河村人。1910年9月生。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黄安独立第7师连长、营长，红军便衣队队长，红二十八军连政治指导员，手枪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4支队7团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江北游击纵队第16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2师6旅16团政治委员，第6、第5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淮南地区的抗日和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2师5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7纵队20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5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淮海、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边防部队保卫局局长，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9月18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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