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记徐海东大将

　　潘怀淦

　　开国大将徐海东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他指挥过无数战役、战斗，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常常出奇制胜，大量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毛泽东主席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敌人对他闻风丧胆，称他为“徐老虎”，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他在创建和保卫鄂豫皖、鄂豫陕、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开辟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徐海东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的光辉业绩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投身革命 初露锋芒

　　1900年6月17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今属大悟县新城镇)徐家窑一个贫苦窑工家庭。祖上六代以烧制陶器为生。兄弟姐妹十人，只他一人上过三年私塾，从13岁起当了11年窑匠，到沔阳湖区替人放过一年鸭子，饱尝旧社会的苦难，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1925年，他受共产党员宁积堂、李树珍的启发，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他受党的派遣，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他带领一个排歼灭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12门大炮，受到全师通令嘉奖并获得晋升。此后又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继而转战江西南昌、河南洛阳，1927年6月初，返回武汉。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徐海东返回黄陂县，被县委任命为河口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他带领自卫军打击地主“民团”，保护农民运动。7月15日，汪精卫下令解散工农武装，屠杀共产党人，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在腥风血雨中，河口区委决定农民自卫队分散隐蔽。好端端的革命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徐海东的心情非常沉痛，但他没有屈服。从河口返回老家后，以烧窑为掩护，在窑工和农民群众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建立徐家店、上屋湾、邓喻嘴等三个党支部，还在周家畈、丁家大湾一带组建了“贫民救济会”，作为聚集革命力量的群众组织，准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的斗争。

　　骁勇善战 打出威风

　　大革命失败后，徐海东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带领部分共产党员和贫民救济会员袭击夏店雨坛寺“缉私营”，夺得七条长枪，重新建立农民自卫队。不久奉命率领这支27人的队伍前往黄安县(今红安县)参加“黄麻起义”。农民自卫队被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他受命重回黄陂县组织游击队。

　　1928年，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店区委书记，领导了当年的“年关暴动”。暴动遭到镇压，他同部分暴动成员转移到塔耳岗一带坚持武装斗争。1929¬—1930年，他先后担任了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黄陂县红色补充军第6师师长、鄂豫边区第5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1931年2月，教导队被编入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他担任警卫2团团长，从此进入正规红军系列。

　　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徐海东从暴动起家，历经百余次大小战斗的锻炼，逐步成长为闻名遐迩的指挥员。1932年2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命率领红四军12师36团参加商(城)潢(川)战役，在杜傅店地区担负正面阻击任务。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轮流进攻。红36团连续作战三天三夜，部队伤亡很大。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前沿阵地几度被敌人攻占。他的警卫员负了重伤，司号员牺牲了。他甩掉棉衣，捡起军号吹起来，还放声高呼：“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共产党员就是牺牲也应该向前倒!”并带头冲向敌阵。在他的感染下，全体指战员奋勇向前，几次从敌人手中夺回阵地。到第四天，兄弟部队完成了迂回包抄敌人的任务，前后夹击敌人，终于赢得了整个战役的重大胜利。这一仗他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共毙、伤、俘敌五千多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又集中了二十多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划区清剿”。鄂豫皖省委决定将根据地现有的部队统一整编为红二十五军，作为反“清剿”的主力。徐海东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红二十五军74师。他先后担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省委委员，在两年的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出色战例。

　　1933年3月4日，敌34师103旅和104旅各一个团进占郭家河。徐海东率74师迎敌。他察看地形后，命220团和特务营从东北方面主攻，命222团从西南配合夹击，留下一个东南角没有布置攻击部队，但在附近设下伏兵，又命令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在周围山头呐喊助威。战斗一打响，敌先头部队迅速被歼，后面的敌人慌忙朝东南方向逃窜，结果中了埋伏，仅一个多小时便结束战斗，共歼敌两千多人，我军总共只伤30人，牺牲7人。战后，军长称赞徐海东是一员“真正的虎将”。

　　以己之长 攻敌之短

　　1933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北转移。部队经过黄土岗公路线时，突遭敌21师拦截，部队被切断。徐海东将被敌人拦在路东的六个连和后勤人员召集起来带回皖西，与当地的红82师会合。皖西北道委决定将徐海东带来的部队编为红84师，与红82师合编为红二十八军，由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

　　红二十八军旗帜一亮开，敌人就调集10个师近10万人“进剿”。此时道委书记、政委郭述申患重病，根据地党政军重担由徐海东一肩挑。面对强大的敌人，徐海东率领部队避开敌人主力，在根据地内外钻来钻去，有时绕到敌人的背后，重点打击敌人的地方武装，筹集给养物资，先后在商城、固始、霍丘等地的段集、吴桥、叶集一带歼灭大量的“民团”，搞到一批钱粮，解决了部队吃饭问题，并弄到六百多匹布，几千斤棉花，发给战士自己动手每人缝制了一套棉衣和裹腿，还将粮食接济了根据地部分特困户，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

　　这时，指战员精神振奋，求战心切。徐海东又及时提出打仗的基本原则，即“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打歼灭战。”10月底，红84师转战到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敌独立34旅一个团，俘一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百多支，大衣七百多件。接着他们又在固始的枸杞岭、铁道冲消灭敌45师一个团及两个连。敌急调两个师又两个旅分四路围攻。红二十八军主动转移到古皮冲，遭遇敌独立第5旅及该县县长带领的“民团”。这是一支军力较弱的队伍。徐海东指挥红军抢占有利地形，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移到侧后，一个猛冲便把敌人冲散了，俘虏八百多人，缴获枪炮七百多件。战后，红军又主动转移。

　　红二十八军转移到南溪附近的葛藤山时，敌54师161旅两个团攻上来。徐海东令84师一个营阻击敌人，随即观察阵地周围环境和敌人的部署，命令82师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一个排就地固守，其余的人顺着一条山沟隐蔽地撤下来。敌人只看到向上运动的红军，误以为那座山头是红军的主阵地，集中兵力、火力抢攻那座山头。徐海东则指挥四个营从东西两边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猛冲过去，激战仅个把小时，便将敌两个团大部分消灭(仅逃跑一个营)，包括敌代师长兼旅长柳树春在内的官兵一千多人做了俘虏。

　　不到半年时间，红二十八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部队扩大到三千二百多人，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商南豹子崖会师，省委决定将两军合并，仍称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全军6000人。国民党反动派纠集16个师加4个旅，由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又一次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徐海东仍采取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4月9日，在高山寨伏击敌109师两个营，歼其大部。7月中旬，在长岭岗利用敌人骄横、疏于戒备和处于不利地形等弱点，采取三面夹攻、突然出击的打法，一举歼敌115师两个团。接着，又远程奔袭太湖县城，歼灭守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枪支弹药、布匹、药品、雨伞等大批物资。在商城以南的汤泉池歼敌109师工兵营，在大柳树消灭敌107师两个团，在光山南部的斛山寨大败敌107、117师四个团，毙、伤、俘敌近四千人。敌人受到沉重打击后，纷纷后撤，喧嚣一时的“围剿”计划无果而终。

　　战略转移 所向披靡

　　1934年11月，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边区传达中央指示，命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长征。出发前，徐海东向省委建议由程子华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省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他改任副军长后，仍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工作。在长征途中，哪里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部队刚踏上征途，敌驻朱堂店一个师就尾追上来。徐亲自带两个团击退敌人。部队刚进入枣阳地盘，突遭敌一个师拦截，又是徐亲自带领前锋部队冲破敌阵，使部队安全通过。

　　11月26日，部队前锋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未料敌40军115旅和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并趁红军立足未稳发起猛攻，情况十分危急。政委吴焕先举起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带着部队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担任后卫的徐海东听到前面枪响，立即率223团跑步冲上前线投入战斗，终于共同打退了敌人，并趁黑夜下大雨的时机，绕道穿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12月9日，部队进抵陕西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阳县)。10日上午，省委开会，确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并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尚未开完，敌60师从鸡头关方向向红二十五军突然发起进攻，其360团已抢占东山坳口有利地形。省委立即停止开会组织反击。徐海东迅速带领223团夺回了东山坳口，224团、225团亦跑步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三个团互相配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敌人又有两个团增援上来进行反扑。战斗从上午9点打到黄昏，最终将敌人打垮，共毙伤敌三百多人。

　　是役，红军损失也很大。全军伤亡一百余人，军长程子华负重伤，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下面打进去，从左耳下部后颈穿出，险些丢了性命。他从战场上被抬下来后，昏迷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醒过来时，发现左耳已失去听力。

　　战后，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的敌人全部退回河南，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战略转移任务。省委决定抓紧时机，发动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二十五军以大回旋动作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横扫一批“民团”，为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蒋介石调集四个旅加一个团“进剿”红二十五军。2月1日，红二十五军歼敌一个多营，战后主力转移至葛牌镇。5日，敌126旅两个团追来对红军发起猛攻。红二十五军反击很不顺利。政委吴焕先忙派人把重伤未愈的徐海东接上战场指挥。徐听了作战部署介绍，观察了敌情后，派出一个营向敌侧后冲杀，同时加强正面反击，敌人腹背挨打，阵势大乱，很快被歼两个多营，其余溃逃。战斗结束后，有位战士风趣地说，我们徐副军长的心里像是藏有兵书万卷，他一上阵指挥，敌人就跑不脱啦!

　　2月下旬，徐海东率领部队由郧西西进，攻克宁陕、佛坪两县城，进至华阳。敌警备2旅两个团追来。他指挥部队在石塔寺附近将其包围，歼其五个营。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进占柞水县城。敌警备第3旅又赶来。红军主动转移，敌穷追不舍。徐指挥部队于4月9日在葛牌镇南几间民房设伏，待敌进入伏击圈，一齐猛冲，战斗不到一小时便告结束，共歼敌一个团加一个营，敌旅长张汉民被俘。至此，敌人在陕南部署的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先疲后打 各个击破

　　1935年4月中旬，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改选了鄂豫陕省委，常委会由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及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任务是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会后，部队开至洛南、商县一带做创建根据地的工作。225团第8连指战员被安排到地方当干部，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当地许多青壮年要求参军。不出半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这时，鄂陕区、豫陕区、华阳地区先后建立起五个县工委、数十个乡政权，游击队发展到二千多人，边区党的工委和游击司令部也成立起来，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5月上旬，敌人又派遣9个师4个旅共41个团前来“围剿”，限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南下湖北郧西地区。5月下旬，徐海东向省委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即敌人部署围攻时，我方抓紧进行反“围剿”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军从敌薄弱部位突围出去，让敌人跟在后头，拖着敌人转圈子，拖到敌人精疲力竭时，选择有利作战的地方停下来，隐蔽设伏，敌哪一路先到就消灭哪一路。只要消灭一两个师或旅，其余敌人就会害怕、后撤。省委经过讨论，一致赞成他的建议。

　　6月初，红二十五军从郧西出发。徐海东扔掉绷带，带着手枪团先行，按预定路线，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走。在走的过程中，徐海东发现不少战士对只走不打不理解，说怪话。为振奋部队精神，6月15日夜，徐率手枪团冒充敌44师别动队，混过敌人封锁线，一夜急行军65公里，一举攻下荆紫关，歼灭守护敌军补给站的一个连和一个“民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使红二十五军弹药粮草得到足额补充，部队士气高涨。这一仗还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急调四个师加一个旅蜂拥扑来。红二十五军当晚又开始急行军，四天走出280公里，进入陕南黑山街。敌人被甩在100公里以外。黑山街一带是游击根据地，地形亦有利于隐蔽，部队便驻下休整待战。等到6月29日，敌警备1旅先到。徐指挥红军主力埋伏在袁家沟口，令一个小部队引蛇出洞，经过八小时激战，红军毙伤敌三百多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等官兵一千四百多人。其他各路敌军闻风逃走。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再次告吹。

　　会师陕北 行奠基礼

　　鄂豫陕边区山大人稀，兵源少，物资匮乏。反“围剿”胜利后，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到人口密集、物资丰富的关中平原，吸纳新兵，筹集给养，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1935年6月底，红二十五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逼近西安。从缴获的一张《大公报》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过松潘。7月15日，省委在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接应红军主力。同时对鄂豫陕根据地的工作作了部署，留下特委书记郑位三、74师师长陈先瑞继续领导鄂豫陕边区的工作。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向西挺进。这时省委书记徐宝珊已病故，军政委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徐海东率警卫团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天水，截断西(安)兰(州)公路，迫使敌人调兵拦截，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随后，红二十五军转而攻占两当县城，夜袭天水关，乘胜北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在渡泾水时，突然受到敌骑兵、步兵袭击，徐海东指挥后卫部队反击。这时，政委吴焕先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赶来接应。他们直插敌人侧后方，配合主力，两面夹攻，经过一场苦战，歼敌104旅208团一千余人，击毙敌团长马开基。这一仗，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徐海东十分悲痛，他亲自为吴焕先净身、穿衣，亲自捧棺安葬，以表达自己对这位共事多年、亲如手足的好政委的痛惜之情。

　　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继续率军北上，9月7日到达陕北豹子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改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与西北工委联合组成陕甘晋省委。省委决定陕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共七千余人。

　　红十五军团组成后，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此前，陕北红军已粉碎敌人两次“围剿”。这次敌军参加“围剿”的共11个师，其中7个师是东北军。徐海东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派遣一支小部队围攻敌110师驻甘泉的一个营，以调动驻扎在延安的110师主力支援。红军大部队埋伏在甘泉以北15公里的公路两旁劳山上。到第三天敌主力果然从延安出发，呈四路纵队南下进入伏击圈，经过六小时战斗，全歼敌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官兵三千七百多人，敌师长何立中及参谋长被击毙。战后，红军主力乘胜强攻榆林桥之敌，又消灭敌107师四个营。红78师也在杨泉歼107师一个营。这几仗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再不敢贸然进入根据地。这时，根据地里只有张村驿仍被“民团”盘踞。徐海东决定拔除这颗钉子，把根据地打扫干净，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的徐海东得到中央领导当天下午要来红十五军团部与干部会面的消息，立即快马加鞭赶回道佐堡军团驻地。毛主席听取了徐海东有关反“围剿”和红军整编后的情况，肯定红十五军团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同意他们按原计划行动。徐海东随即重返张村驿，转达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部队群情激奋，大家一鼓作气攻上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消灭了据点内的“民团”，缴获枪支三百多条，还有许多粮食物资，为陕北人民又除了一害。

　　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徐海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纳入第一方面军建制，仍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

　　11月6日，中央红军开到甘泉象鼻子湾一带，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敌人不甘失败，又调来五个师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发动新的进攻。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并肩作战，于11月20日在直罗镇一役全歼敌109师和106师一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称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西讨 威震敌胆

　　1936年2月，中央决定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组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统率下渡过黄河东征。渡河后，军阀阎锡山部拦阻，被我军消灭其两个团。接着，部队按军部命令“兵分两路，各撒一网”。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经临汾、文水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祠，沿路作抗日宣传发动工作，扩大红军队伍，筹集钱粮物资，使陕北无定河中下游两岸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阎锡山急令驻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回援。3月中旬，军部决定兵分三路行动，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北进苛岚、岚县一带。阎锡山又急调15个团扑过来。徐海东仍采用“先疲后打”战术，拖着敌人从晋中走到晋西北，在白文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一起，将尾追之敌两个步兵团及两个炮兵连歼灭。

　　4月中旬，蒋介石派遣十个师同阎锡山的队伍联手进攻抗日先锋军，驻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亦在蒋介石驱使下准备沿黄河北上，将我军压缩在晋西地区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抗日先锋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5月18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与红81师组成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西征。目的在于扩大根据地，接应长征中的一、二、四方面军。第二天，徐率部从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到宁条梁，先后攻克定边、豫旺县城。接着西行、南下，于10月上旬在会宁与红四方面军总部汇合。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敌五个军分四路“追剿”而来。徐海东立即率部迎击，掩护一、四方面军主力东进陕甘根据地。这一次，他们连续战斗三昼夜，阻击了胡宗南等部八个师和一个骑兵旅的进攻。为壮大红军声威，中央军委令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会攻山城堡敌军，经一昼夜激战，全歼胡宗南主力78师两个团，仅红十五军团就俘敌三千多人，取得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迫使敌人停止了进攻。

　　12月7日，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点名要求中共派徐海东率领红军协助他们，抗击亲日派调遣的部队向潼关的进犯。经中央同意，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开往西安地区。1937年1月上旬，徐部到达咸阳，被任命为南路总指挥。杨虎城把他的警备旅临时拨给徐海东指挥，同时拨给他指挥的还有东北军一个师，在陕南根据地的红军74师及抗日第1军。徐海东命令红军指战员跑步前进，第二天抢占商州城北的一座大山，控制了商州城，并构筑了工事，严阵以待。一小时后敌人赶到，发现徐海东率领红军已抢先到达此地，连夜后撤20公里。其后，“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徐海东及其领导的红军功不可没!

　　抗日战场 大显神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任115师344旅旅长。8月下旬，他率部从三原出发向华北前线挺进，9月12日抵原平，赶赴平型关参加围歼日寇板垣师团的战斗。徐海东指挥687团从左翼突击，经一天苦战，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日军一千余人。这是八路军抗日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尔后，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344旅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战役，破坏敌人从灵丘到大营、从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线，多次伏击敌人。11月，徐海东奉命率部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伏击正太路和平汉路之敌，消灭了大量日寇，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1938年2月，徐海东率344旅参加晋东南反日寇“九路围攻”的战斗，担负正太铁路战场阻击任务。他指挥部队袭击日军北峪、南峪据点。北峪敌人大部被歼。石家庄之敌派300人增援南峪，在火车上被我军伏击，死亡过半。敌寇又从娘子关派300人增援，半路上再次被我军击退。不久，石家庄之敌向余桥岭进攻，半路又被我军伏击，死伤一百多人。4月中旬，敌“九路围攻”收场。徐海东率部进占长治，追歼逃敌，收复黎城、潞城。

　　6月，日寇企图打通山西晋城至侯马的公路，其108师团于7月6日由晋城进至町店。徐海东指挥344旅两个团利用有利地形，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猛攻，一举歼灭日伪军五百多人，同时击退从阳泉增援之敌。

　　徐海东率领部队在半年多时间里，从山西打到河北，日夜转战，驰骋数千里。由于操劳过度，他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病情很严重。党中央得悉后，急令徐海东回陕北治疗。是年8月，徐返回延安。

　　10月，徐海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身份列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边治病边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在短短的十个月里，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

　　翌年9—11月，徐海东随刘少奇等同志由延安经河南竹沟到华中敌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委员。12月下旬，在周家岗反“扫荡”战中，他带病指挥部队同敌激战三天，毙伤敌一百六十余人，并乘胜收复大片失地。这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1940年1月28日，他在给营以上干部作报告时，忽然又大口大口吐血，医生诊断为肺病复发，病情日益加重，以至卧床不起。华中局将他的病情电告党中央，中央多次发电慰问。5月，毛主席亲自在电报上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要徐海东暂时放下工作，同疾病作斗争。从此，他便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在担架和病榻上度过抗日战争的后几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退出华中地区，他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莱阳、诸城等地休养。1947年9月，又被转移到大连疗养，直到1956年迁至北京。

　　一颗红心 永志不移

　　徐海东将军不单会指挥打仗，还注重做人。邓小平曾称赞他“对党是一颗红心”。 “黄麻起义”时，他领导的农民自卫队全部编入鄂东军，命他一人重返家乡另起“炉灶”，他二话没说，回到黄陂，重新组织起游击队。1931年春，他担任红4军38团团长，作战负重伤离队治疗，伤愈后归队时团长、政委均已配齐，他便自荐当副团长。1934年10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前他已是威名远播的军长，为了尊敬中央派来的同志，他主动提议由程子华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忠于职守，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出色地完成任务。

　　徐海东将军自觉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的原则，从来不搞本位主义、山头主义。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从报纸上得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并继续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力主红二十五军西进，理由是：这样可以牵制敌人力量，保证主力红军顺利北上。他说只要能减轻敌人对主力红军的压力，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全部牺牲，也是光荣的。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35年10月的一天，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西峰镇。他马上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我们手上还有多少钱?”查部长答：“10,000元边币。”他说：“中央红军刚到，困难肯定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裤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这10,000元，都送去，一点不留!”

　　11月3日，他又专门召开会议，动员全军上下节衣缩食，从人员上、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会议决定：每个连队抽出三挺机枪和部分其他枪支弹药;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卫生用品，连同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新战士，一起调拨给中央红军。为保证质量，还规定三不准：不准送有缺损零件的枪支，不准送变了质的药品，不准送破、脏衣服。军团成立督察组检查督促落实。

　　11月下旬直罗镇战役结束第二天，毛主席写信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徐海东当即从军团筹集到的7,000元军费中拿出5,000元交给中央。后来彭德怀司令员见到徐海东，说：“那些钱真是雪中送炭，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徐海东腼腆地说：“这是应该的，只是数量太少!”

　　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加强军团的各级领导。对新派来的同志，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关心、爱护和帮助，使新老同志亲密无间，积极工作。

　　光明磊落 旗帜鲜明

　　徐海东将军对党和军队里执行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决策敢于坚持真理，按正常程序提出意见，从不隐瞒观点。

　　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决定围攻敌人坚固设防的据点七里坪，以此作为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认为这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冒险行动，指出：敌人的工事坚固，供给充足，地形易守难攻，据点内有6000敌人，据点周围敌军随时可以增援;我军缺乏重武器，部队围城则无力打援;尤其是时值青黄不接，部队给养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但省委和军部领导人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坚持要打。5月2日，我军进入阵地，围攻10天，部队断粮，不得不一边攻城，一边抽人到外地筹粮。留在前线的指战员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这时，徐海东再次建议撤围，没想到军长把桌子一拍，说：“谁动摇围攻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罪人!”部队继续饿着肚子围攻，“肃反”则继续扩大范围。至6月中旬，我军由于多日断粮，长期露宿，传染病迅速蔓延，病、饿致死者达三千多人。加上战场伤亡、“肃反”错杀，全军由13,000人锐减到6000多人。敌人乘红军主力围攻七里坪之机，大举向我根据地中心推进，陷我军于极危险境地。至此，省委和军部才决定撤出战斗。

　　战后，在省委召开的战役总结会上，徐海东直言：“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人要负完全责任!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行了……”这几句话激怒了省委领导人，当即被赶出了会场。他从会场出来，心情很沉重，想到以前有的人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被怀疑是反革命被“肃”掉了，这回恐怕轮到自己了!怎么办?就在这时，敌30师、31师进攻来了。接到敌情报告，他就下定决心：与其让别人当反革命杀死，落个不明不白，不如到战场上战死，落个光荣!于是他命令220团、222团分左右两路隐蔽插向敌人侧翼，自己则把衣服一脱，只穿一条短裤头，叫警卫员原地不动，保管好衣袋里的文件，叮嘱他：“如果我牺牲了，你要负责把文件交给组织。”然后，命令吹号。随着冲锋号响，他赤膊上阵，带领师部特务营、警卫连、交通队像猛虎出笼一样扑向敌人。220团和222团指战员听到号令，亦从两侧奋勇冲杀，很快就把敌人先头部队一个旅冲垮了，除了打死的以外，俘虏470人，余敌慌忙后撤。战后，省委书记亲自来慰问，俩人促膝谈心，沟通思想，从此坚定了省委对他的信任。

　　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徐海东历来反对。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某负责肃反工作的干部，大搞逼供信，把一个团的干部从政委到排长都定为“反革命”。徐海东知道后严肃地质问：“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定为反革命?”有几次在处决“肃反”对象时，他冒着风险，挺身而出，据理阻止，保护了一些好同志。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后，保卫局长背着军团领导秘密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徐海东知道后十分恼火，说：“刘志丹如果是反革命，哪会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徐海东郑重地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毛主席指令中央保卫局抓紧审查，终于迅速给刘志丹等平反，恢复名誉。

　　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又将红二十五军还有三百多人在“肃反”中蒙受冤枉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他亲自向这些同志宣布：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彻底恢复名誉，适当安排工作。这些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为民宗旨 行胜于言

　　徐海东将军深得人民拥护。这也是他领导的队伍能不断克服困难，屡立战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边区向川陕转移后，敌人从四面八方杀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许多老百姓向根据地中心“跑反”，随红军部队转移。有人主张甩开跑反的群众和伤病员，带领部队突围过长江，到江南打游击。徐海东坚决反对。为了保护群众和伤病员安全，他日夜指挥部队掩护他们转移，艰苦转战一个多月，一连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直到甩脱了敌人，安置好伤病员和群众，他才休息。这一次他一睡就睡了三十多个小时，醒后吐血不止，从此留下了严重病患。

　　1933年6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向皖西北转移途中，给养困难，有一半人非伤即病。徐海东拖着一条受伤致残的腿，随红74师艰难步行。当走到福田河时，接到军部命令：过了福田河，筹粮不用调查，遇到牛羊猪鸡都可以杀，以改善部队生活。徐海东接到命令后非常生气，立即将该师三个团长找来，嘱咐他们不得执行这一命令。他特别强调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杀一头耕牛就等于杀他们全家!我们是红军，决不能这样干!红74师的指战员坚决按他的意见办，一路上忍饥挨饿，严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并将先头部队丢下的牛皮、牛骨掩埋好，拿钱赔偿群众损失，挽回了不良影响。过后，省委书记高度赞扬他党性强，做得好。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枣阳。当时正是枣子、柿子成熟季节，熟透了的果实落在地上不少。为防止糟蹋果实，徐海东除强调部队严守军纪外，还在果园边上布置宣传员，提醒大家行军要看脚下，避免踩坏枣子、柿子。结果大军过后，果园完好无损。这情景很快成为当地群众的美谈，传颂了许多年。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至甘肃静宁县兴隆镇，这是回民聚居区。徐海东考虑到部队要得到回民的支持，必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而在军部提出并研究制订了四条纪律，即：部队不住清真寺，不毁坏《古兰经》，不在回民家里吃猪肉，不打回族土豪。为了主动团结回民并影响全军，军部还向清真寺阿訇赠送了礼品和匾额。清真寺阿訇随即向红军回赠礼品。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受到回民热烈欢迎，有些回族青年还要求参加红军。部队离开时，全镇男女老少齐集街头，道路两旁还摆设香案果品，为红军祝福、送行。

　　谦虚谨慎 清廉如水

　　徐海东将军的家族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先后有17人惨遭国民党杀害，但他一生谨慎，居功不傲。1955年授军衔时，他认为自己长期患病，未能参加解放战争，授大将军衔太高，与自己的贡献不符，请中央领导重新考虑。但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他的功绩，授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因此没有变动。

　　徐海东常说：“没有党，没有革命事业，我只不过是一个穷窑匠。”他官居高位，但在战场上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曾先后九次负重伤，身上从头到脚留下了17处弹痕，可谓九死一生!他因劳累过度，肺部功能大部分丧失，心脏受了损伤，两腿的肌肉也逐渐萎缩。1947年到大连疗养，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时，非常震惊，说如此严重的病情居然能活下来，真是奇迹!然而，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忘我地工作。他说：“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

　　1954年，党中央号召老同志撰写回忆录。他知道后，坚持在病床上口述，请别人做记录、整理，先后发表了六篇革命回忆文章。1958年，病情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到武钢、鄂钢调查访问，到革命老区看望老同志，在武汉召集老同志、老战友开座谈会，持续四十多天，直到心脏病复发。1960年，他又主动请缨，承担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嘱咐同志们“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个人。”1962年，战史初稿编成了，他也累得再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徐海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是公务人员学习的好榜样。1947年，他在大连疗养时，发现由老根据地转来的一批干部家属非常困难，就主动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大家用。建国初期，有的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他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临别时还要嘱咐：“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能忘本!”他经常教导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们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们就更不应该享受了。孩子们谨记他的教诲，从来不搞特殊化。大女儿战争年代没有上过学，一直坚持在农村务农。

　　早在1955年，周总理就交代要给徐海东将军建一所房子，徐海东对承担这一任务的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建，以后再说吧!”1960年周总理又提起这件事，还是被他推辞了。一年夏天，他去中南海开会，顺手把一把扇子摇回家了，回家后察觉这把扇子是公家的，急忙派人把扇子送了回去。他每次参加完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是放一角钱在杯子底下。这些事看起来很小，但体现了他公私分明、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

　　嫉恶如仇 斗争到底

　　徐海东将军正直无私、嫉恶如仇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招来阴谋家、野心家的憎恨与迫害。

　　1966年5月22日，他出于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三条建议：一是中央接班人应按毛主席定的五条标准，选一惯忠于党的人;二是要趁毛主席、刘副主席和其他首长健在，把党内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绝后患;三是对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太多，交接班要有一个过程。这些建议本是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的诤言，但与林彪提出的“大升一批、大罢一批”的主张针锋相对。林彪一伙诬蔑他是要“逼毛主席交出中央领导权。”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胡说林彪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徐海东站出来指正说：“林彪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家庭成分!”就因为他说了真话，林彪、“四人帮”便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他是“张国焘的黑干将”，参加了所谓的“二月兵变”，“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林彪一伙无中生有说他是“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公开提出“打倒徐海东”的口号，停发文件，拆除电话机，禁止与外界交往，惨无人道地搞“床头批斗”。几十个人围着长期卧病在床的他，大吵大叫，甚至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所谓“罪行”，还抄了他的家，把他的两个儿子隔离审查。林彪、“四人帮”明明知道他一天24小时不能停止供氧，竟丧心病狂地命令中断治疗，撤走氧气瓶，还冻结存款，不许他用自己的工资购买氧气。停止供氧后，他的嘴唇、指甲憋得发紫，心绞痛发作。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命解放军总医院立即恢复治疗和供氧，才缓解了病情。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肉体折磨，他从未屈服、动摇，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揭露林彪一伙的罪恶活动。毛主席、周总理对他仍很信任和关怀。1969年4月，就在林彪一伙加紧迫害徐海东时，毛主席亲自提名他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总理向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提议时，代表们热烈鼓掌。当徐海东坐着轮椅来到会场时，周总理亲自迎过来，给他安排座位，还亲自搬来茶几、痰盂放在他的面前。正在主持会议的毛主席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招手致意，这使他深受感动。

　　可是“九大”以后，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继续迫害徐海东。他们以“战备疏散”为名，强迫他离开北京，到郑州城郊的一处干休所里，住的房屋既阴暗，又潮湿，不仅缺医少药，连粮油蔬菜也不能供应。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徐海东生命垂危时，林彪一伙竟指使其死党撤掉了他的特护，不许请医生会诊，不许抢救治疗，致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1970年3月25日，这位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劳苦功高的大将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然而，邪不压正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终有恶报。他们或者折戟沉沙，自取灭亡;或者受到人民的审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975年，叶剑英、邓小平排除干扰，给徐海东将军写了评语，肯定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举行了骨灰移位仪式。1978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又为他平反昭雪，推倒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之词。1979年1月20日，邓小平副主席主持追悼会，彻底为他恢复名誉。

　　徐海东将军的浩然正气，将与日月同辉，如山河永驻!